摘要: 自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9年)——文发表以来,海内外学界就不乏对影响研究(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误释。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避谈影响及其转化便无法厘清其逻辑生成机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徐志摩的诗歌写作与翻译的内在联系,管窥中国现代诗歌的生成,阐明现代诗人将“影响之焦虑”化为革新之动力,通过自己多方位的创作与翻译,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诗体,不仅使现代(白话)新诗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极大扭转了新诗的非诗化发展趋势,找回了它应有的艺术气质。诗人以其独特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对此给出了足堪垂范后人的答案,尽管仍未完全成熟。对于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翻译家亦当如是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