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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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刚, 涂荣臻

2024 (1): 1-14.

摘要 ( 39 )

PDF(1248KB) ( 49 )

文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党的文艺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其建构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自主探索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阶段,基于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需要,探索并建立了会议制度、组织制度、生产制度等一系列文艺制度。文艺会议制度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引领的基本原则与方向,文艺组织制度确保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与动员,增强了文艺界的向心力,文艺生产制度则推动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对文艺性质的不同认识和文艺功能的不同定位,与时俱进地调整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与管理方法,不断推进文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通过一系列文艺制度建设,党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领导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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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鲁枢元

2024 (1): 15-24.

摘要 ( 44 )

PDF(1587KB) ( 40 )

德日进认为人类由于具备了自我意识、反思、反省的能力而超越了其他生物,代表了宇宙演化的最高水平。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飞越,在生物圈之上生成了“精神圈”(noosphère; noosphere)。而集“雅”“善”为一体的“爱”,是将人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人类的未来也必然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向着整体化迈进。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约略可以视为“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筑牢了人与地球万物共生共荣的整体论,进一步奠定了生态美学的根基。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符号意识如何打造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在德日进的学说中寻获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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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的谱系赓续及其外力与内因

姚文放

2024 (1): 25-35.

摘要 ( 34 )

PDF(1617KB) ( 27 )

本文梳理了“文艺美学”自提出以来由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生态美学艺术美学构成的谱系赓续过程,描述了每个节点的历史表象,彰显了每个节点的内在机理。从时代精神的召唤、教育体制的提升、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中西文化互鉴的启示、本土化的追求等方面分析了推动“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外力。通过血脉渊源、流变形态、历史载体、核心力量、内在精髓等方面的论证揭示了维系“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内因。最后,对文艺美学谱系赓续的广阔前景给予积极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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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先验性”和“与在”:德里达与南希论素描

苏林

2024 (1): 36-45.

摘要 ( 43 )

PDF(2177KB) ( 24 )

素描不但在艺术中占据独特且重要的位置,更因其中蕴含的思之潜能为众多思想家所关注。现代法国哲学常以对于艺术的讨论来承载哲思,素描则因其与书写的联系受到解构主义的关注。德里达与南希都曾写过讨论素描的作品,在他们的思考中,素描皆与他者密切相关。但他们二人对他者的思考却有着不同侧重:德里达肯定他者之为全然他者,赋予其准先验色彩,进而更强调他者在意义建构之中的必须与我们因此而背负的债务,而南希在肯定差异与间隔的基础上更倾向于思考一种“与在”模式。深入解读德里达与南希关于素描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解构阵营内思想家的承续与差异,同时也能澄清二者解构思想的内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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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韩》寓言艺术的道家源头

张耀, 方勇

2024 (1): 46-57.

摘要 ( 45 )

PDF(1520KB) ( 34 )

《庄子》与《韩非子》的寓言数量远超其他先秦典籍,庄、韩皆热衷使用寓言,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两人皆传承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一方面,使用寓言故事的习惯体现了以话语接受者为中心的交流理念,庄子、韩非在言说时都倾向于虚己而因顺于对方,这种道家处世原则正匹配寓言这种交流手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道理,庄子、韩非所欲表达的“道”都是变动不居、难以用概念界定之观点,这种具有道家色彩的“道”有待于寓言化的说理方式来表现。而庄子以德解道与韩非以理解道的路径差异,也促成了两人寓言的风格差异。以寓言说理的现象在汉代不复战国时盛况,这亦与此时儒家经书升格、道家逐渐边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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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朱浒

2024 (1): 58-68.

摘要 ( 51 )

PDF(2938KB) ( 54 )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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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岭南际遇与生命意识

张向荣

2024 (1): 69-75.

摘要 ( 39 )

PDF(1243KB) ( 52 )

探讨苏轼的岭南际遇,是研究苏轼生命意识的有效视角。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被苏轼的乐观精神所感染,结合苏轼的岭南经历及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以文学批评视野看,更能发现:苏轼在岭南,更多的是用其诗文来传递他对际遇困境、对自然山水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生命意识在发挥无形的作用。从日常生活中跋涉而来,不断跃升到生命的本质中去,苏轼岭南际遇所蕴含的随遇而安、圆融通达、超然物外的生命哲学,最终升华了苏轼的文学魅力与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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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朱海啸

2024 (1): 76-83.

摘要 ( 47 )

PDF(1480KB) ( 18 )

“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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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崇苏尚俗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嬗变——兼论苏轼典范的确立

董韦彤

2024 (1): 84-93.

摘要 ( 27 )

PDF(1509KB) ( 32 )

在苏轼接受史上,明代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湮没无音到炽盛至极两个极端。这一转折产生的节点,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对苏轼的大力推崇。明文坛宗立派系领袖成风,流派之间的论争自然绕不开各自宗主之间的人为比较与对峙。针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公安派在其文学革新的探索道路上,选择了苏轼作为与复古一脉抗衡的旗帜。除了宋文学代表这一典型身份,无论是所面临的文学环境,还是谐谑尚俗的文学主张,苏轼都与公安派形成了深度共鸣,这使得公安派选择苏轼成为历史的必然。崇苏与尚俗,作为一体之两面,贯穿了公安派文学革新的整个理路。袁氏兄弟对苏轼的推尊,也逐渐蔓延到整个明文坛,成为晚明到清初崇苏乃至宗宋的先声,文学风尚彻底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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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说”的调适演绎——以赵宧光著述为中心

王雷超

2024 (1): 94-102.

摘要 ( 33 )

PDF(1505KB) ( 13 )

“格调说”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内核之一,它的形成、发展贯穿了明代诗学进程的始终。晚明苏州文人赵宧光在其著述中,主张以声调释格调,开辟出一条恢复诗歌音乐美的“格调说”阐释路径。他将“格调说”运用到书法品评当中,采取以诗喻书的方法,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书学“格调说”的内涵。通过援书法拟格成调之思反哺复古诗学,赵宧光重新平衡了“格调说”内部的意义结构,使得日趋临摹泥古的“格调说”在晚明重新焕发出生机。赵宧光融通诗学与书学的新“格调说”,既与他兼具诗学批评家、音韵学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密不可分,又根基于晚明至清代文艺思潮由复古走向通变的迁转,从而使其对“格调说”的调适演绎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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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和现实主义理论再探——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的文化政治

王晓平

2024 (1): 103-112.

摘要 ( 44 )

PDF(4628KB) ( 2430 )

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以“主观战斗精神”指导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但若从文化政治的角度重新检视这一重要讨论,我们将发现这一文学主张包含了一个文化政治议程。胡风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市民阶级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由其领导时代的前进方向;“革命的市民阶级”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应该成为“民族形式”的主要内容。讨论反映了左翼内部不同派别文化主张的显著差异,也显示了当时的文化场域里的各方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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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苏文健, 陈泽锟

2024 (1): 113-125.

摘要 ( 52 )

PDF(1125KB) ( 61 )

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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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问题、资源与路径

罗先海

2024 (1): 126-138.

摘要 ( 35 )

PDF(1058KB) ( 14 )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产场域中,作家或编辑出于多种因素影响会对文本作出主动或被动修改,导致作品版本变迁和文本变异,版本问题已经成为显在学术现象。理论资源上,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是一种融汇传统校勘和西方现代校勘所长,兼备“汇异式校勘”与“会意式整理”的版本汇校新方式,能丰富当前文学文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论意识,但目前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及文本演变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新时期文学版本从目录、校勘到阐释的研究路径,既涵盖版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又深入到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分析,深度融合“版本”与“内容”、“外部”与“内部”研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何以可能、何以可鉴到何以可为,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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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反思文学反映论的三种学理路径

赖锐

2024 (1): 139-146.

摘要 ( 31 )

PDF(1156KB) ( 13 )

新时期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始终伴随对“唯认识论”思维的清理:以认识论统摄文学,容易掩抑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和人性维度,使之沦为摹写现实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针对文学反映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主要采用了三种反思方法,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效果:一是“原理廓清”,主要围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反映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进行正本清源,促成机械反映论向能动反映论的平稳过渡;二是“嫁接修复”,力主在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映现机制中,植入彰显主观性的审美维度,实现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本土话语的辩证创新;三是“颠倒挪移”,声张文学应与追求客观性、确定性的认识论彻底决裂,而完全倒向主体性、价值性一维,以完成客体性文论向主体性文论的激情跃进。整理反思文学反映论的诸种路径,有益于从文论知识生产的学理层次,对本土文论的创新机制提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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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叙述吗?——故事演示类被排除在叙述之外的历史与深层逻辑考察

伏飞雄, 陈亚玲

2024 (1): 147-156.

摘要 ( 24 )

PDF(1192KB) ( 22 )

在西方主流叙述观念中,包括戏剧在内的故事演示类历来被排除在叙述范畴之外。简析其历史与原因会发现,西方理论家多把叙述者或叙述者的言语、文字表现性作为叙述判断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背后的逻辑,实为其叙述观念在媒介视野上的严重局限: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选择文字文本讨论这种区分,有其问题讨论手段的必要,但这种区分本身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故事观念矛盾:故事表达并无媒介限制,故事与叙述近乎同义。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以符号传达叙述信息的故事。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叙述局限于言语或文字视野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逻辑,即艺术与生活的简单二元,这种二元观念又与“模仿说”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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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理论视域下的跨界叙事

邱蓓

2024 (1): 157-164.

摘要 ( 32 )

PDF(1053KB) ( 22 )

跨界是一种特殊的叙事现象,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等从一个叙事空间迁移到另一个叙事空间。借助可能世界理论中的“跨界同一性”(transworld identity)和“客观对应物”(counterpart)这两个核心概念,可以把跨界叙事划分为纵向跨界叙事和横向跨界叙事两大类型,其中纵向跨界又可以分为下降跨界叙事和上升跨界叙事,而横向跨界叙事则可以细分为同文本横向跨界叙事和跨文本横向跨界叙事。利用可能世界理论的方法对跨界叙事问题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可以从新的视角审视元小说、平行世界、衍生、戏仿、挪用等后现代文学现象,探讨跨界叙事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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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格雷马斯时代巴黎学派符号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李双

2024 (1): 165-173.

摘要 ( 43 )

PDF(1174KB) ( 21 )

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是欧洲符号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其中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引领了20世纪下半叶文艺理论的风潮。该学派早期研究以叙述符号学为核心,突出纷繁的文本形式下的形象建构、逻辑语义和叙述语法。格雷马斯逝去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借鉴话语分析、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成果之上,发展出了三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研究。它们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都是承继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衣钵,并以语言学为基础,又充分借鉴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最终展现出高度的互补性和融合性,成为研究情感、身体和张力的重要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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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系统发生分析:历史、现状和反思

程弋洋, 袁陈杰

2024 (1): 174-187.

摘要 ( 28 )

PDF(1711KB) ( 17 )

系统发生分析是进化研究中的重要计算方法,被广泛用于确立物种谱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方法先被引入语言和文化谱系研究,继而被引入民间文学研究。在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分析中,文本的母题序列被视作遗传信息。对这些序列进行系统发生分析,最终可得到民间故事谱系,进而揭示故事所对应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的联系。本文在考察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首先,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虽卓有大成,但仍停留在分类阶段,母题数据未被充分利用,而引入系统发生分析为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其次,确定同源母题是近十年来母题研究的重点,但当前对同源母题的确定仍偏主观,而系统发生分析中的同源性算法可为同源母题确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第三,系统发生分析目前主要用于民间文学研究,但鉴于母题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本,本文主张系统发生分析可向更广泛的文本拓展,揭示其内在演变规律及其投射的思想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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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声音语法:阿甘本的声音政治批评

郭健

2024 (1): 188-197.

摘要 ( 32 )

PDF(1049KB) ( 22 )

声音理论建构尚处草创阶段,须挖掘现有思想资源以应时需。而阿甘本的声音思想可为声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域。作为联结阿甘本前期语言哲学和后期政治哲学的纽带,听觉维度也为我们重返阿甘本提供了新的路标。阿甘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德里达虽然解构了声音的在场幻觉,却遗留了一个更隐秘的先验幻象——大音。大音作为声音以及形而上学的语法,以转换机制的形式解决了哲学内部的二元对立。但是,为了完成这种统一,大音所隐含的“划分连接”功能,就必须在动物语音与人类语言之间设置一个不公平的门槛。这道门槛缺乏合法性依据,却成为制造赤裸语音的绝对标准。在这个人类学装置的控制下,人类声音被微观政治无限征用、改造和塑形,而潜在性地沦为治理的对象。为了中止大音在主体间性的作用,阿甘本从门槛同时作为区分的消解的角度,提出了救赎策略。因而,阿甘本的声音政治批评,旨在揭示隐藏在主体听觉经验背后的声音语法,进而对其进行批判和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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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张宗帅

2024 (1): 198-205.

摘要 ( 31 )

PDF(1032KB) ( 19 )

不同于齐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通过对现代城市社会、工业文明的变化的关注来建立各自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时所运用的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变化的密切关注而建立起来的。“惯习”是布迪厄分析文学场和艺术场中的行动特征的最重要的概念,用来解释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中的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等艺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所具备的革命性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从历史和生成的角度看,“惯习”概念是布迪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有关农村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大量男性单身现象等有关社会转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这一词汇,在布迪厄1999—2000年在法兰西学院进行的关于画家马奈的讲座中反复出现和重新运用,以此来强调行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及其对于场的变革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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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习性到符号形式的社会学——论布迪厄对潘诺夫斯基的法文译介和解读

孙琳

2024 (1): 206-214.

摘要 ( 32 )

PDF(1321KB) ( 16 )

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学家布迪厄受潘诺夫斯基的影响,他借鉴潘诺夫斯基的“精神习性”提出社会学领域的“习性”概念,同时借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内涵。“习性”的提出标志着布迪厄与结构主义决裂,也使这一概念比“精神习性”具有能动的解释力。在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潘诺夫斯基写作了《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布迪厄也借鉴了该书的思想。同时,布迪厄回顾了符号学史,并建构了以习性、场域和资本形式为主要元素的“符号形式的社会学”。他敏锐地发现了潘诺夫斯基理论中的语言学、符号学和社会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进。但布迪厄对潘诺夫斯基理论的解读既有批判性接受也有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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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恶”到无法言说的“恶”——二战后法国情境下的概念考古

庄懿

2024 (1): 215-223.

摘要 ( 25 )

PDF(1948KB) ( 20 )

恶是现代以来德国哲学传统的关键概念。康德提出的“根本恶”为人性奠定了抽象普遍的基调,涉及先验哲学框架内人性的可能性与限度,恶的神学意涵被淡化。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的摧毁,集中营等极端事件引发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法国哲学以自由与介入的独特思想特质,回应并发展了德国哲学传统中恶的概念,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赋予了恶的概念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特质。恶的概念在法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在与德国哲学的互动中,不断流变甚至被彻底打破。恶的历史语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发生了根本改变,却在美学领域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以悖论方式得以重新言说和表述。因此法国语境下恶的概念的特质,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救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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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触感:后人类纪文艺理论的可能性——第二届“西方前沿文论阐释与批判”高级研修班综述

贾玮

2024 (1): 224-226.

摘要 ( 36 )

PDF(943KB) ( 24 )